《诗经》的评点冲破了经学的大门，满足了人性审美的生命体验。

《诗经》本来是一部诗集，其中大部分作品充满着诗情画意，是中国古代的文学精品。可是自从汉代被认定为官方的最高“经典”之后，中国古代绝大部分士人学子都以遵循儒家思想为原则，以维护官方利益为目标，去解读与阐发其中的义理；或者致力于一些为此服务的注、疏、考证、集解等文献工作，被“神圣”的“经学”两字牢牢地禁锢了自身的生命体验。当然，历代也不乏一些论者用“诗”的眼光去扫描过它的奥秘，如六朝的刘勰、钟嵘到唐代的李、杜、元、白等，都发表过一些很好的意见。实际上，再早的汉代的《毛诗序》，甚至从孔子起，对于《诗》的认知也包含着若干文学的因素。只是大多显得鸡零狗碎，不成体统。再如宋代的朱熹，尽管他很有文学的灵性，对《诗经》也作了全面的研究，一部《诗集传》常常不自觉地透露出他对诗学的精辟见解，但总体上还是被理学所笼罩。因此，在晚明之前的《诗经》研究者，一般都是“知《诗》之为经，不知《诗》之为诗”。在真正意义上将《诗》当做“诗”读，当做“诗”来研究、批评的，当从明代万历以后风行一时的《诗经》评点本开始，而不是等到“五四”以后。最早看到这种转型的，实际上就是徐光启、钱谦益、顾炎武等人，不过他们是从反面来看的。第一个从正面来肯定这一转型的是周作人。1936年，周氏曾高度赞扬了戴君恩的《读风臆评》与陈继揆的《读风臆补》，说两人“谈《诗》只以文学论，与经义了不相关，实为绝大特色，打破千余年来的窠臼”。可惜他没有细论。今天看来，晚明的安世凤、孙鑛、钟惺、戴君恩、陈组绶等《诗经》评点派，在“以经解《诗》”到“以诗评《诗》”的转变过程中，最大的贡献表现在两个方面：1)在理论上明确提出将《诗》当做“诗”读；2)由以“理”为中心、以“理、事、情”为重点来解《诗》转向以“文、法、趣”为重心来评《诗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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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关《诗经》的最早评点本，一般认为是刊于万历三十年(1602)的孙鑛的《批评诗经》，但实际上在万历二十九年就有安世凤的《诗批释》，只是由于安氏的名声没有孙鑛与稍后的钟惺大，所以不太受到《诗》学研究者的重视。安氏在《诗批释》的《自序》及《跋》中，开始大胆地说《诗经》“为文字也，非为经也”，认为它是一部可以“娱人”而“可爱而玩”的“文字”。他家世代尚书，自幼从父亲学《诗》，接受的都是一些研究《诗经》的“学究家言”。后来读诗，从唐上溯到六朝魏汉，再到《离骚》，广泛涉猎了作为文学作品的诗歌之后，再反过来读《三百篇》，才悟得“童而诵之者之未尽也”，《诗》不仅可以“观治立教”，而且也可以“为人文字之玩”。他自知这些言论会被指为有“侮圣言”，于是《自序》中作自我辩解：“日月之临也，雨雪之润也，山之镇柱而川之灌涤也，乾坤藉之以立，民物繇之以生，厥功大矣。然人于日之暄妍，月之清皎，雨之霏微，雪之回薄，山川之奇秀而浩渺，未尝不爱而玩之，而未闻罪其亵天者。良以造化之情，万缘毕备，其可爱而玩者，固自其中之一也。天地不以日月雨雪山川娱人，而玩之者不为亵。先王不以声诗娱人，而玩之者其不为侮，岂予自逭哉!”安氏要在《诗》学研究的道路上另辟蹊径的意思表白得十分明确，而且“可爱而玩者”的提法与后来王国维将“可爱而可玩”标举为文学之美的基本特征相当接近，但他毕竟没有用一句高度浓缩的话来概括其评《诗》特点。

几乎同时，冯元仲在为孙鑛的《批评诗经》作序时则开始明确地用“以诗解《诗》”来点出他们要走的这条新路：“余窃怪古今博士家言，徒向注脚中研讨，而于经章法、句法、字法，割裂倒颠，沉埋蒙障，如盲昏夜循墙而走乎不旦之途，置趾与颠，移眸在鼻，无处识其本来面目，则宋人以训故解《诗》而《诗》晦，今人以时文说《诗》而《诗》亡也。夫《诗》之系，一传为《骚》，再传为汉魏乐府，再传为六朝，再传为四唐，嘻!观止矣”。冯元仲很清楚地反对“以训故解《诗》”与“以时文说《诗》”，而主张将《诗》归之于汉魏乐府到唐诗的一“系”，用“诗”学的眼光来进行研究。

冯元仲提出的“以诗解《诗》”原则，很快得到了一些有识之士的认同。不久，陈组绶在《诗经副墨序言》中接过“以诗解《诗》”的口号并作了进一步的申述。他首先淋漓痛快地批判了以经解《诗》的弊病，认为这是“归之墨守，丧其自然”，这样“一例学究解说，诗安得不亡”：“私尝谓学诗如参禅，中有宿物，虽萌智果，堕落见闻，妙义现前，不相关对。岂知屠沽儿立地作佛，只缘空灵，顿得了义!钻它故纸，三百奚为？夫《诗》后有《序》，《序》后有《传》，《传》后有《诂》，《诂》后有《笺》，《笺》后有《疏》，《疏》后有《正义》，《正义》后有《集注》，各自以其意言诗，而诗人性灵噫籁，日以其所习之训词、所便之格调、所易索之字句，归之墨守，丧其自然。……一例学究解说，诗安得不亡？”接着，他对“以诗解《诗》”作出了说明：“人试以诗说《诗》，先去一制艺死法，嘿参诗人活法。譬善射者，贯虱洞甲，非不巧力也，而贾坚射牛，能令不中。一矢拂脊，一矢磨腹，丽龟落毛，上下如一。夫必中，死法也；不必中，活法也。《三百篇》中，一事之激越，一声之转变，一字之顿挫生活，自出眼光。静中寻绎，恍然对其人，忾然闻其声，居有无限灵悰，浮出纸上，若歌欲舞，如泣如诉，而后乃合。悲或以喜焉，忧或以怀焉，悰或以释焉，懥或以平焉，则说《诗》而诗在矣。非然，而牵会其文，聚讹其说，诘辨订改，铅不胜摘，又何如‘尊朱’二字足瞭明经公案乎？率天下之慧人而学究之也，则《诗》难言也”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陈组绶在说明“以诗解《诗》”时引进了一个传统的“活法”说。这个“活法”说，实际上是上承了戴君恩的“臆评”说，又下启了钟惺的“活物”说。在万历年间，戴君恩作《读风臆评》。所谓“臆评”，就是强调评点者的个人意志，去自由地理解、欣赏与评点《诗经》，而不再循规蹈矩，去走传统的经学之路。他在《〈读风臆评〉自叙》中说：“惟臆也，不受制缚，时潜天，时潜地，时超象罔，时入冥涬。夫欲破习而游于天也，则莫如臆矣!是故蔑舍紫阳，以臆读，以臆评，以臆点涴断画，册而呈之。”

后来，钟惺在评点《诗经》时所提出的《诗》是“活物”说，不是从评点者的角度上立论，而是换了个角度，着眼于《诗经》的文本来标举了一个全新的概念。他强调随着时代的变迁、评家的不同，对于《诗》的批评也是会千变万化，时变时新，生生不息的，所以《诗》是“活物”，不应该将它看成是僵化在狭隘的或汉或宋的经学框框里的死古董。他说：“《诗》，活物也。……然而《诗》之为《诗》自如也，此《诗》之所以为经也。今或是汉儒而非宋，是宋而非汉，非汉与宋而是己说，则是其意以为《诗》之指归尽于汉与宋与己说也，岂不隘且固哉？……予世家爱《诗》，暇日取《三百篇》正文浏览之，意有所得，间拈数语……再取披一过，而趣以境生，情由日徙，已觉有异于前者。友人沈雨若，今之敦《诗》者也，难予曰：‘过此以往，子能更取而新之乎？’予曰：‘能。’夫以余一人心目，而前后已不可强同矣，后之视今，犹今之视前，何不能新之有？盖《诗》之为物，能使人至此，而予亦不自知，乃欲使宋之不异于汉，汉之不异于游、夏，游、夏之说《诗》不异于作诗者，不几于刻舟而守株乎？故说《诗》者散为万而《诗》之体自一，说《诗》者执其一而《诗》之用且万。噫!此《诗》之所以为经也。”

钟惺的“活物”说在批评史上影响很大，其原因不仅仅是因为他在诗坛上的名气大，而且也在于“活物”说的确自有其理论价值在：它揭示了任何文本经过不同接受者的新感悟与再创造，可以不断获得新的生命。然而，不论是“臆评”说，还是“活法”说以及“活物”说，其理论基础都是孟子的一句话：“以意逆志，是为得之”。戴君恩在提出“臆评”说时说：“‘以意逆志，是为得之。’……意也者，臆也。”陈组绶在提出“活法”说时说：“于《诗》则曰，‘以意逆志’是千古说诗法。”钟惺在提出“活物”说时，凌濛初为其作序的开头第一句话即引了孟子这句话后也说：“此千古读《诗》之法”。这不是三人偶然的巧合，说明他们这些理论的本质是一致的，即是在当时“心学”的影响下，对“以意逆志”的理解偏于以读者之意来逆诗人之志，从而强调读文学作品要从个人的体验出发，而不是盲从前人的教条，哪怕是圣人经典的结论。这对于打破经学的垄断，解放《诗》学思想，无疑是有巨大的功劳的。正是在他们的努力之下，“以诗解《诗》”在文坛上形成了一定的声势。然而，“诗”究竟是什么呢？或者说“诗”的特质是什么呢？应该说他们在论述过程中也从不同角度、多多少少地接触到了这个问题，如安世凤在《诗批释自序》中说诗是“可爱而玩者”，可“娱人”的东西；孙鑛在《批评诗经叙文》中说“《诗》奇而丽”、“用韵”，由《诗》而至《骚》、汉魏六朝至唐代的诗歌，形成了“诗之系”；戴君恩《读风臆评自叙》说《诗》“俄而有景，俄而景与情会，酝涵郁浡，而啸歌形焉”；陈组绶《诗经副墨自序》说“诗，雅言也，声歌畅于性情”；钟惺说阅《诗》可以“趣以境生，情由日徙”；如此等等，但都未能抓住《诗》之所以为诗的最本质特征，且没有在他们所感兴趣的理论范畴中恰当地显现出来。

所以，与这些“以诗解《诗》”的提法相比，后来何三省在为何大抡的《诗经默雷》作序时提出的“活趣”说就值得我们特别注意。他说：“诗教之不明也，其起于说《诗》者之泥乎!余闻之钟伯敬曰：诗，活物也。神而明之，引而伸之，存乎其人。予亦曰：诗，活趣也。但得其解，不必意泥。以吾之言印伯敬之言，是可破言诗者之癖矣。” “活趣”之妙，之高，在于言简意赅地揭示了诗之精神就在于有其活色生香的审美趣味。中国古代，实际上就是将有味、趣、神、韵等作为诗歌达到了最高的艺术境界。可惜的是，这位名不见经传的作者并没有将此范畴作详明的论述，因而陪随着并不畅销的《诗经默雷》的沉沦而默默于世了。

在晚明短短的几十年中，从安世凤到钟惺等，通过对《诗经》的评点，正在悄悄地进行着一场《诗》学史上的革命。这场革命的关键性标志，就是正面打出了“以诗解《诗》”的大旗。“以诗解《诗》”，也可以说是他们的理论纲领。但是，假如仅仅停留在口号上，还是不能打动读者的心灵，还是不能取得传播的市场。这种理论，还是要通过评点的具体实施，才能真正显现出一种新的理论所带来的新面貌。在具体操作过程中，他们评《诗》，从经学殿堂跨向诗学大门的具体通道是，不再走阐释“理、事、情”的老路，而是另辟了欣赏“文、法、趣”的新径。以经学评《诗》，首先注重的是儒家理义，然后关注到一些相关史事与人的性情。此性此情，都是以儒家的理义为规范的。而作为文学，作为诗，就要关注文辞的优美、结构的巧妙、艺术的趣味等问题。这里所谓的“文”，是指文字的雅丽，声韵的和谐，给人以一种有声有色的文采；“法”，即是“作文之法”，除了字法之外，所谓的句法、章法等，主要是指诗歌的组织与结构；至于“趣”，就是指诗歌有一种隽永的趣味、优美的意境，令人一唱而三叹。

节选自黄霖著《<诗经>评点与<诗经>传播——以晚明时期为中心》

《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》2013年第1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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